為學為官最要務實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孔子在《論語》中對君子的要求之一，即君子應有堅定的信念、喜歡學習，一生堅守正道至死方休。《論語》容易背誦，但要在生活中踐行書中的道理卻不容易。明朝賢臣薛瑄，其在官場與學界的事跡，使同時代的人與後人紛紛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來稱頌，他學行一致，求實致公，是明代第一位從祀孔廟的賢臣，薛瑄的為官經曆和治學理念，至今讀來依然讓人受教良多。

　　從文學少年到矢誌經學

　　薛瑄出生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西河津（在今運城市）人，日後在中國思想史上，薛瑄被認為是河東學派的開創者，河東學派以堅守與發揚程朱理學而著稱。但薛瑄十來歲時卻是個十足的“文學少年”，熱愛詩賦，也寫得一手好詩賦。薛瑄的青少年時代，隨在外地做官的父親薛貞生活，薛貞聽說高密的魏純、海寧的範濟兩位先生理學造詣深厚，禮聘他們做薛瑄的老師。薛瑄接觸到了理學後，感歎這才是做學問的正道，遂將往日所寫的詩稿付之一炬，廢寢忘食地閱讀理學著作。

　　永樂十八年（1420年），三十二歲的薛瑄在河南參加鄉試，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第二年高中進士，由此進入仕途，此後由於父親、繼母相繼過世，按照傳統禮製，薛瑄必須為其守製三年，等薛瑄回到朝廷時，已到了明英宗正統（1436年-1449年）初期。這時，薛瑄被任命為山東提學僉事，顧名思義，這是一個掌管學校、教育業務的官職。

　　薛瑄上任提學僉事後，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將朱熹為白鹿洞書院編製的學規頒發給學生，希望他們以此來約束自己。白鹿洞書院學規是中國書院史上最著名的學規，它的文字十分簡單，也十分好懂，首先揭示學習的目的，再次揭示學習的順序；接下來談到學生在修身、處事、接物上的規矩，修身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份學規從結構上看透露了學習與做人是不可分割的，學了一套聖人言語，就要在生活中予以實踐。

　　薛瑄在提學僉事任上相當盡職，常為學生們授課，答疑解惑，他為有才華的學生留下許多自己發揮的空間，並不多加幹預，而對於學業不精的學生則很嚴格，以致許多學生都害怕見到他，由此看來薛瑄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當時正是宦官王振在朝中得勢的時候，他毫無顧忌地結黨營私，一日他問內閣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因為同姓，並稱“三楊”：“我家鄉中人有誰可以在北京做官？”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人，“三楊”回答薛瑄可以，薛瑄因此被召回朝中任大理寺左少卿。

　　可以說，薛瑄因為與王振是同鄉而得到拔擢，但王振的種種作為薛瑄豈會不知道，薛瑄會怎樣麵對他呢？

　　秉公問政拒絕向奸邪低頭

　　薛瑄幾乎是在被任命為大理寺左少卿的同時，就表示了自己對王振的態度。“三楊”建議薛瑄去見一麵王振表示謝意，薛瑄認為官爵乃天下之公器，我的官職是朝廷任命的，怎能去他家的私人住宅謝恩，這不是公私不分嗎，遂予以拒絕。

　　使王振開始對薛瑄不滿的理由，僅僅是有一回在紫禁城東閣議事時，其他官員見到王振都快步迎上畢恭畢敬地行禮，而薛瑄獨自屹立。讀者也許會說，這實在是一件小事，難道王振就如此小肚雞腸？當時一些官員巴結王振已到了毫無節操的程度，有一個叫王佑的工部郎中，被王振問及為什麼沒胡子，他恬不知恥地答道：“老爺所無，兒安敢有。”王振已被奉承到如此地步，別人都低頭了，而薛瑄竟敢不低頭，王振怎能不記恨他。

　　不久，王振就抓到機會報複薛瑄。薛瑄任職的大理寺，主要負責審理案件、管理監獄等。其中一樁軍官之死的案件，薛瑄發現所謂的凶手並不是真正的凶手，背後另有隱情。原來這位軍官死後留下一妻一妾，一個叫王山的人貪圖軍官之妾的美色，打算納妾，但軍官之妻不同意，王山便教唆軍官之妾指認軍官之妻是元凶，軍官之妻因此入獄。薛瑄覺察到內情後，多次要求重新審理，還軍官之妻一個清白，並將矛頭指向王山，但遇到了重重阻力，因為王山的背後是王振，他是王振的侄子。王振安排都禦史王文誣蔑薛瑄等大理寺官員羅織王山的罪名，又安排言官彈劾薛瑄收受賄賂。薛瑄因此被捕入獄，旋即被判處死刑。

　　薛瑄寫過一部《從政錄》，其中頗多名言。他認為居官有七要：“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具體到斷案這件事上，薛瑄提出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誰能想到，薛瑄踐行自己的居官之道、斷案之道竟招致殺身之禍。麵對死亡，薛瑄卻絲毫沒有畏懼，他仍然從容自若地在牢中讀《易》。孔子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聞道並予以實踐，人生便沒有任何遺憾了。

　　就在薛瑄將被執行死刑的那天，一件奇事發生了，據說這天王振發現自家的一個老仆在灶台邊哭泣，王振問他為何哭，老仆說：“我聽說薛夫子今天要被行刑，所以哭泣。”王振又問：“你怎麼知道有個薛夫子？”老仆說：“他是我的同鄉。”老仆細數薛瑄的種種善行，竟使王振有所感動，遂免其一死。曆經這次巨大的人生波折後，薛瑄回到家鄉，以講學為業，直到明代宗即位。

　　在薛瑄蟄居鄉裏的這段時間，明朝經曆了一次重大變故，瓦剌軍隊在也先的帶領下進犯明朝邊境，王振攛掇明英宗親征，但王振根本不懂調兵遣將，也不懂後勤補給，戰事接連失利，明英宗在今張家口境內的土木堡被也先掠走，王振死於亂軍中，這就是明朝曆史上的“土木堡之變”。

　　明英宗被俘後，明代宗即位。薛瑄在明代宗時繼續在大理寺任職，任大理寺卿。有一年蘇州、鬆江一帶發生饑荒，一些貧苦百姓想從有餘糧的富戶家中借點糧食渡過難關，不料遭到拒絕，盛怒之下，他們火燒富戶的房子，逃到海上。與薛瑄交手過的王文，以內閣大臣的身份處理此事，他給參與此事的兩百多人定了死罪，薛瑄認為他們雖有罪過，但都定死罪不妥，竭力爭辯。王文沒想到，薛瑄這把年紀了還跟年輕時一樣倔強。經過薛瑄的努力，使部分人免除了死罪，體現了薛瑄所堅持的斷案應“慈則不刻”的原則。

　　借生活中的事物反思自己的德行

　　麵對也先的進犯，明朝大臣於謙，也就是那個寫下“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於謙，反對主和，沉著應戰，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此役勝利的第二年，也先放回了明英宗。明英宗在明代宗統治的最後一年複辟，參與複辟的石亨、曹吉祥等人得到重用，石亨誣陷於謙有另立他人的圖謀，竟使於謙獲死罪。薛瑄為於謙求情，但未獲成功。於謙的蒙冤而死使薛瑄對官場多少有點心灰意冷，遂請求退休回鄉。

　　薛瑄回到家鄉後，仍以講學為業，至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年）逝世。一百多年後，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年），朝廷下令薛瑄從祀孔廟。從祀孔廟是中國古代的讀書人能夠企及的最高榮譽，他們在對儒學的認知與踐行上都有大成就，堪為讀書人的模範。一個人能否從祀孔廟要經過長期的討論，朝廷對這份榮譽的頒授總是慎之又慎。

　　在一份支持薛瑄從祀孔廟的奏議中，一位官員稱其“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儒也”。薛瑄的“行”，我們在前文中已充分展示，他在“文”方麵的成就，主要是撰寫的《讀書錄》十一卷和《讀書續錄》十二卷。

　　薛瑄的儒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讀書錄》，但它並不是一部有完整結構的儒學著作，而對於十分推崇朱熹哲學體係的薛瑄而言，他也並不追求建構一個自己的哲學體係。《讀書錄》是他讀書與思考的心得體會，每一段篇幅都不長，有時短到隻有一句話，但因為從生活中來，親切無比。

　　薛瑄吃梅子時，生的梅子口感酸澀，熟的梅子口感甘甜，他因此想到了孟子的話“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仁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是與生俱來的，仁的培養不過是讓它成熟罷了，他進而想到一個人求學或行善，都貴在使本來就有的向學或向善之心成熟罷了，如果不使之成熟的話，怎能品味到甘美呢？

　　薛瑄敬佩北宋理學家張載，他撰《讀書錄》的緣起之一是張載曾說：“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他讀到張載的“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感到大有益處，竟使他在睡夢中驚醒。這是宣德五年（1430年）閏十二月初二日的五更（淩晨三點至五點），薛瑄忽然驚醒，領悟到自己之所以在德行上沒有大的進步，在於沒有將舊的觀點與習慣滌蕩幹淨，所以“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希望自己開創新的人生境界，一言一行都要合於道。

　　《讀書錄》中常看到“中夜以思”的字句，了卻了白天繁重的行政事務，夜深人靜時正是反思自己的好契機。薛瑄反思到了什麼？一是一個公字，“隻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如何檢驗一個人是否克製了自己的欲望，就看其是否做到了公。二是一個實字，“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應不切之患”。

　　明朝近三百年的曆史中，隻有四位讀書人獲得從祀孔廟的禮遇，除了薛瑄外，僅有胡居仁、陳獻章、王陽明，其中薛瑄是明朝最早從祀孔廟的學者，也是唯一來自北方的學者。盡管人們提到明朝的思想與學術，總是第一時間想到陽明心學，但薛瑄與其開創的河東學派在當時也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而薛瑄的人格風範、求實致公的追求、在生活中時時反思自己學行的功夫，不僅為當時人稱讚，也給今人以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