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贈別詩中的“南海”與“誡貪”意識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之一，廣州一直是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自秦代開始，廣州就是南海郡的屬地。雖然後世名稱幾經更易，但人們依然習慣以“南海”來指稱廣州和以其為中心的嶺南地區。至漢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內的“嶺南七郡”皆以海外貿易繁榮而知名。合浦郡的屬縣徐聞就流傳著一首膾炙人口的謠諺：“欲拔貧，詣徐聞。”（《徐聞諺》）可見，去徐聞以貿易致富，已是時人的共識。晉宋之際的王叔之《擬古詩》以“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為市”敘述當地商業貿易的繁榮。“鳳皇子”代指珍稀之物，而“百金”“千金”既道出各類奇珍的連城之價，也描畫出市場上爭相競價的熱鬧情景。

　　受惠於“絲路”的暢通，唐代的廣州地區出現了“海胡舶千艘”（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的盛況。龍腦、象牙等名貴物產紛紛湧入。王建《送鄭權尚書南海》雲：“七郡雙旌貴，人皆不憶回。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鄭權此時即將赴任嶺南節度使，“雙旌”即節度使儀仗。而“人皆不憶回”則表明這是一片令人迷戀的財富熱土。有時，南來貨物的多寡成為人們評判該地區安定繁榮與否的重要依據。大曆年間，杜甫在《自平》中就對廣州進口的減少憂心忡忡：“近供生犀翡翠稀，複恐征戎幹戈密。”而“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劉禹錫《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輒著微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未殄故見於篇末》）成為人們的共同期待。

　　不過，在缺少製度約束的背景下，這裏的繁榮與富足也成了貪腐的溫床。早在漢代，揚雄的《交州箴》在回顧了本地的治亂曆史後，語重心長地提醒“肉食者”勿要榨取當地財富：“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幹。牧臣司交，敢告執憲。”然而直至唐代，類似的現象依然屢見不鮮。據《舊唐書·盧奐傳》載，終玄宗一朝，僅有宋璟、裴伷先、李朝隱、盧奐四任嶺南節度使能抵禦財富的誘惑。上文提及的鄭權，在節度使任上也以貪黷知名。據《新唐書·鄭權傳》載，他應是主動求官嶺南。再聯想到王建詩的“人皆不憶回”，不難看出這個職位已成為眾人爭相競奪的“要津”。直至晚唐，還流傳著“人來皆望珠璣去，誰詠貪泉四句詩”（李群玉《石門戍》）的詩句。需要強調的是，以廉潔著稱的官員除了上述四人外，還有代宗年間的李勉。據《舊唐書·李勉傳》載，李氏在任節度使的四年裏，不僅廉潔自律，還以各種方式促進了海洋貿易的增長。杜甫甚至認為李勉的貢獻在盧奐、宋璟等人之上：“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

　　盡管如此，唐代的有識之士還是對當地的貪黷之風憂心不已。在贈別詩中，他們不厭其煩地勸誡即將赴任的友人“慎莫貪黷”。岑參《送張子尉南海》直言：“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道：“北與南殊俗，身將貨孰親。嚐聞君子誡，憂道不憂貧。”這顯然是以孔子“君子憂道不憂貧”的古訓諍戒其莫要貪戀財貨，須常以夫子之道自礪。

　　在勸誡中，“飲泉”“合浦還珠”與“薏苡”是常被提及的典故。韋應物《送馮著受李廣州錄事》說：“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上將玩國士，下以報渴饑。”“酌貪泉”之典出自《晉書·吳隱之傳》：

　　（吳）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裏，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貪泉”本可腐蝕人的意誌，但吳隱之飲後不僅未改本心反而“清操愈厲”，因而後世常以“飲泉”稱頌官吏之清廉。“磷緇”典出《論語·陽貨》：“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意為因消磨而導致的損傷。“涅”為染色的原料，“緇”即因染而黑。“心不為磷緇”即不為外物所惑而能守身持正。元稹《和樂天送客遊嶺南二十韻》也強調：“句漏沙須買，貪泉貨莫親。能傳稚川術，何患隱之貧。”句漏本是交趾郡的屬縣，以出產丹砂聞名。東晉著名道士葛洪（號稚川）為了煉丹，主動請求出任句漏令。“隱之”即吳隱之。此四句提醒友人應以當地名宦楷模，以養生全名節，莫受貪財之風的影響。張祜亦以“知君還自潔，更為酌貪泉”（《送徐彥夫南遷》）告誡友人應以名節為重，莫因貪財而致毀譽。相比之下，劉長卿的《送韋讚善使嶺南》則要委婉得多：“番禺靜無事，空詠飲泉詩。”如果“靜無事”所凸顯的是韋氏的政務能力，那麼“飲泉詩”則體現了詩人對其操行的堅定信心。

　　“合浦還珠”出自《後漢書·孟嚐傳》。由於並不產糧，合浦人多以采摘珠寶為生。當地官員們有利可圖，便強迫百姓以“竭澤而漁”的方式采摘珍珠。這給合浦一帶的蚌蛤帶來了滅頂之災，導致珠寶產量銳減，引發民生凋敝、商路阻斷的惡果，以至“貧者餓死於道”。孟嚐到任後立即廢除前任的做法，客觀上促進了生態的恢複，蚌蛤數量也逐漸增加。在時人看來，正是孟嚐“不事搜刮”的“德政”感動了天地，才讓蚌蛤重回合浦。因此，“合浦還珠”有了為官清廉、布施德政的內涵。韓愈也曾為鄭權作贈別詩，詩中就有“風靜鶢鶋去，官廉蚌蛤回”（《送鄭尚書赴南海》）一句，委婉勸喻鄭氏勿貪得財貨而搜刮民間。同時期的楊衡《送王秀才往安南》也以“無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告誡友人應不忘初心，清廉為官。

　　“薏苡”出自《後漢書·馬援傳》。據說，馬援在交趾時常食薏苡以“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回京時便帶了一車。時人見之，誤以為車上裝載的是南方搜刮來的珍寶。權德輿《送安南裴都護》即有“暫歎同心阻，行看異績聞。歸時無所欲，薏苡或煩君”，委婉傳達莫要貪汙的忠告。

　　以任官之地的風景、物產、民俗、掌故入詩，同時寄寓善意的提醒，是贈別詩創作的常見手法和一般內容。可是，上述詩作如此密集地出現“飲泉”“合浦還珠”等典故，說明了時人對於該地區貪黷問題的重視，更流露出深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士人在財富誘惑麵前“持身守正”的道德自律意識。後人在評論上述詩作時常提及“忠厚”一詞，如清人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說》評岑參《送張子尉南海》“忠厚之意盎然與楮墨之間”，又如近代日本學者近藤元粹論韋應物《送馮著受李廣州錄事》“以訓誡語為結，何等忠厚”。可以說，友人之間誡之愈切，則情誼愈深。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為唐代帶來了世界各地的奇珍異寶，也在促使唐人思考應以何種態度麵對巨大的財富誘惑。而他們用於砥礪道德的，恰恰是嶺南地區深厚的廉政文化資源。也許，這就是上述詩歌留給今天最為寶貴的啟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