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守正才優”的清廉典範

　　提到廣東學術史、教育史，就不能不談及創建於清道光四年（1824）、原址位於越秀山麓的學海堂，它曾一度是清代廣東最高學府，走出了“海內通儒”陳澧、“經學博士”吳蘭修、校勘大家曾釗和譚瑩、詩壇名宿張維屏、近代科學先驅鄒伯奇、戊戌變法領導者之一梁啟超等一批名垂青史的人物。它的創辦者，是時任兩廣總督的清代鴻儒阮元。

　　阮元（1764—1849），江蘇揚州人，字伯元，號雲（芸）台。阮元一生著述宏富，治學領域涵蓋經學、金石、校勘乃至天文、曆算、輿地、詩文等領域，“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清史稿·阮元傳》）。在仕途上，阮元青年早達，活躍於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政治舞台近半個世紀之久，被稱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作為學者型官員，他將窮幽極微、求真務實、經世濟用的治學原則貫穿於從政生涯，宦跡所到之處，均勤政廉明、治績斐然，被道光皇帝稱讚為“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阮元半身像。揚州市家風展示館供圖

　　嚴查虧空 實事求是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阮元出生於江蘇揚州的官宦之家，祖父阮玉堂為武進士出身，官至參將，為官清廉，以致退休後家無恒產。父親阮承信雖經濟窘迫，為人卻古道熱腸，樂善好施，且非常注重教育子女。阮元在紀念父母的祭文《顯考湘圃府君顯妣林夫人行狀》中回憶，其自幼隨母親識文學詩，也時常聽父親講述《資治通鑒》中“成敗治亂，戰陣謀略”的道理，兼習騎、射。父親時常教導他，讀書應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就是說，要以掌握義理、學以致用為目的，不可貪慕浮華、不切實際。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考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進修，後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散館”畢業考試，獲授編修一職。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翰林院、詹事府在職人員的考核中，他再一次展露才華，被乾隆皇帝親擢為一等第一名。此後，阮元曆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官拜體仁閣大學士，晉太傅。

　　受長期從事經學研究之浸染，阮元在工作中形成了實事求是、勤勉縝密、一絲不苟的優良作風。根據張鑒等人編撰《雷塘庵主弟子記》記載，嘉慶五年（1800）正月，阮元上任浙江巡撫後不久，便在清查府庫時發現該省貪汙、挪用、浪費公款成風，全省財政虧損竟高達白銀四百多萬兩。

　　府庫虧空案盤根錯雜，時間跨度大，牽連甚廣，許多崗位上的官員已換了幾批人，涉案人員有的已被調任外地，有的已被革職，有的已經退休乃至辭世。盡管如此，阮元仍然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不畏艱辛，推動案件查處。同時下令嚴禁各級衙門從地方搜刮掠取，要求現任官員痛改前非、摒除浪費、崇儉黜奢，將節省下來的費用按月上交。經過阮元的大力整頓，各州縣虧損款項逐步得以彌補。

　　同年，金華等多地爆發水災，一些地方官員因怕被問責而瞞報災情。而阮元卻實事求是，立即將受災實情稟報朝廷，為受災群眾爭取到四十萬石賑糧。為避免胥吏裏長相互勾結營私舞弊，他令人將賑糧的發放時間、戶名、數量等信息一一張榜公示，並親赴受災地區巡視，確保賑糧發放到位，沿途所到之處，受災群眾扶老攜幼舉家相迎，讚聲載道。

南阮，原指晉阮籍及其侄阮鹹同負盛名，共居道南，合稱南阮。這裏指阮元良好家風代代相傳。揚州市家風展示館供圖

　　厲行廉潔 不收“私稅”

　　阮元高度重視吏治問題，時常用“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等警句勸勉下屬奉公守法。他還將清代乾嘉時期良吏兼學者汪輝祖的《學治臆說》《佐治藥言》發給下屬，引導眾人以書中的“正心”“守潔”“崇儉”“勤事”“慎交”“戒己”等觀點為師，提升修養，改良政風。

　　在賑災救濟、稽查稅務等事務上，阮元在嚴防官吏從中謀取私利的同時，自己也厲行廉潔，以身作則。嘉慶十年（1805），浙西因連日大雨爆發水災。身為浙江巡撫的阮元緊急組織人手向受災群眾賑濟銀米，廣設粥廠。他以“盡一份心即貧民多受一分之益”的理念，督促賑災人員全力以赴，還為賑濟受災群眾的米粥擬定了一條質量標準——“立箸不倒、裹巾不滲”，即筷子插上不會倒，毛巾裹著不滲水。他每日乘著小船到各個粥廠詢民疾苦，與受災群眾同食米粥，隻為保證賑糧“顆粒皆歸民腹，不使稍有侵蝕”（阮元《硤川煮賑圖後跋》）。因在浙江任上治理有方，政績卓著，阮元贏得了嘉慶皇帝“頗能整飭、守正才優”的讚譽（清·張監等著《阮元年譜》）。

　　嘉慶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六年（1826），阮元赴廣州出任兩廣總督，其間數次兼任廣東巡撫、廣東學政及粵海關稅務。在此期間，阮元鞏固海防、禁止鴉片、修堤築路、興學重教、剿寇平亂，治績突出，且享有清譽。

　　當時的廣州是全國唯一對外通商的港口，鴉片走私十分猖獗，鴉片販子每年賄賂給粵海關執法人員的“私稅”達十餘萬兩之多。阮元執掌粵海關之後，帶頭杜絕“私稅”積弊，將洋商之前所繳“私稅”一律充公。他還向朝廷提議，以“鎮之以威”的強硬態度來對待外國商船，對非法挾帶、內外勾結經售鴉片者予以嚴懲。在其一係列打擊措施下，中外煙販開始有所收斂，不敢再恣意妄為。

　　阮元主政粵海關期間，廣州海關征銀多收六十多萬兩。對於稅收盈餘，他分文不取，一律收歸關庫。

　　道光六年（1826），阮元調任雲貴總督。當時，雲南鹽政衰敝已久，每年鹽稅虧空達十多萬兩。阮元到任後，即刻著手正風肅紀，他懲治了一批假公濟私的汙吏，並完善鹽政製度條規，堵住販賣私鹽的漏洞。一年後，雲南鹽政稅收即扭虧為盈；又過一年，盈餘部分達到上一年的數倍之多，阮元便將盈餘的一部分用於強化邊防，有力保護了當地百姓的安定生活。

阮元家廟。揚州市家風展示館供圖

　　“茶隱”避客 謝絕收受

　　阮元雖位高權重，卻始終嚴格自律，謝絕收受財禮，並由此成就了“茶隱避壽”的典故。

　　所謂“茶隱避壽”，就是指每年到了農曆正月二十阮元生辰這一天，他都舉家外出，到山間竹林等遠離塵世之處，飲茶賦詩，悠遊賞景，以此閉門謝客，不受旁人一縑一燭之賀。在兩廣總督任上，阮元就曾多次到學海堂避客“茶隱”。他在《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一詩中有雲：“地偏心遠聊為隱，海闊天空不受遮。儒士有林真古茂，文人同苑最清華。”

　　阮元八十二歲時，曾在文章中這樣回顧自己的“茶隱”經曆：“至臣四十歲時浙江巡撫任內，凡壽日皆茶隱於外。五十隱於漕舟，六十隱於兼粵撫之竹林，七十在黔溪雪舟中，終身避此嘩囂之境。及今八十二歲，茶隱於長蘆庵，巧遇溪山瑞雪之景……”阮元的高雅情趣和清廉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在擔任兩廣總督時，阮元經常赴各地視察，所到之處皆輕車簡從，不擾民、不納禮。有一次，阮元路過化州，聽聞化州橘紅之大名，為了不驚動地方，便遣仆人進園自行購買，還留下了一篇文章《化州橘紅記》。

　　阮元唯一一次“收禮”的記錄，是在他調離兩廣，轉任雲貴總督之際，同僚友人弟子門生等以禮贈別。阮元命人將眾人所贈禮品登記造冊，悉數留作學海堂辦學及刊刻書籍經費。

　　在嚴以律己的同時，阮元也十分重視家風家教。在孫兒抓周時，阮元曾特意用紅箋作詩一首，表達他對子孫知廉恥、戒貪婪的殷殷期望：“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亦相拈。男兒立誌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參見阮福輯《揅經室·訓子文筆》）此外，阮元還為後代寫下“秋齋展卷一燈青，兒輩須教得此情”等詩句，以及“歡喜性生方嗜學，和平心定即修身”等楹聯，鞭策兒孫專心攻讀，定心明誌，修身養性。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退休回到家鄉揚州，之後被賜予“太傅”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卒於揚州，獲賜諡號“文達”。

　　阮元自幼深受父輩廉潔品行的熏陶，早在考中進士時，就為自己刻了一方名為“一品清廉”的硯石，以此自勵，走上仕途之後，又以廉為榮，畢生躬行，他的一生，文稱宗師，官有清聲，以學輔仕，以仕倡學，堪為“學與仕合”的清廉典範。

 家廟外的阮元像。揚州市家風展示館供圖

　　【評說阮元】

　　“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是乃時人對阮元之譽。從中不難窺見，他既是一名高官，也是一名鴻儒。用梁啟超綜合起來的評價，阮元乃“達官中之真學者”。

　　作為高官，阮元在廣東時可能最為風光，總共佩有六印：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庶務。作為鴻儒，他對經史、小學、天算、輿地、金石、校勘，皆有造詣，若論對廣東文化上的貢獻，當以其領銜編撰的《廣東通誌》最可稱道，今人稱之為“阮通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阮元還有難能可貴的一麵，那就是潔身自好。這裏麵有家風起的作用。有人借為其父拜壽之名摸去他的家，帶著厚禮。阮父之問振聾發聵：“君奈何無故而為我壽，不恤千金？”他當然明白對方的用意：“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接著他厲聲說道：“君以禮來，吾接君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閾。”阮父身體力行，把捍衛兒子的“清白”看得非常重要，阮元顯然繼承了這種家風。他的孫子在粵督署出生，“一時僚屬饋獻悉令卻去”之餘，還寫了首絕句：“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亦相拈。男兒立誌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度其詩意，該是在孫子抓周的時候。

　　家風對塑造一個家庭成員的“三觀”，作用明顯。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孫奇逢有個觀點：“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

　　當然，家風也不是萬能的，必欲其發揮功能，家訓本身先需發自肺腑，而不僅僅是一些具有普適性的華麗句子的堆砌；再要知行合一，上一代給下一代作出良好示範。阮元父親及阮元本身，就是這樣的“廉”字示範。

——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