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上看，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麵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世界麵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麵臨許多共同挑戰。”當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發展，熱點問題交替升溫，非傳統安全因素增多，影響全球戰略穩定的消極因素增多，複雜和不確定性成為國際安全的新現實。
第一，國際戰略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世界的不確定性增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力相對下降，其“控製”和“支配”世界的能力也在下降；另一方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迅速“崛起”，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增加，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有所加強。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國際關係出現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調整。西方發達國家的實力和自信心大不如前，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特朗普上任、英國脫歐、美俄對抗性增強、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發展等因素，使不確定性成為當今世界最為確定的因素。
第二，塑造國際秩序的競爭更為激烈。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係越來越難以應對全球性危機，大國間圍繞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主導權的競爭激烈。在全球治理中，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特朗普上台之初曾被一些人認為其在搞戰略收縮，要求盟友承擔更多的責任。但無論是從理論還是現實看，美國都不可能輕易放棄世界領導地位和同盟體係。美國在按照“美國優先”的原則，重新審視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用美國的國內法衡量國際規則，對於損害美國利益的條款進行修改。美國雖然放棄了TPP，但沒有放棄為未來世界貿易體係製定規則，2017年4月24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會晤歐盟貿易 專員馬爾姆斯特倫，討論如何推進TTIP談判。國際經濟秩序與我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直接相關，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表明，經濟和金融危機對國家秩序的破壞作用並不亞於一場局部戰爭，值得高度重視。
第三，國際安全挑戰日趨複雜多變。在傳統安全領域，世界軍事競爭從注重數量與規模向更加注重質量與高新技術運用的方向轉變，高科技推動下的新軍事變革在各大國蓬勃展開。非傳統安全領域更趨複雜多樣，恐怖主義、網絡安全、公共衛生安全、跨國犯罪、氣候變化、嚴重自然災害、環境汙染等問題對國家安全形成的挑戰日漸加劇，甚至超過傳統安全威脅。
國際恐怖主義對安全的威脅嚴峻。恐怖襲擊事件在非洲、歐洲、中東、中亞和南亞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也波及到我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崛起的“伊斯蘭國”現象折射出國際暴恐勢力發展的新趨勢，他們不僅割據一方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還吸引世界各地的極端分子競相投奔，有些國家的極端分子宣布效忠伊斯蘭國，在國內製造恐怖，危害甚於從前。目前“伊斯蘭國”極端勢力在多方打擊下麵臨潰敗，但其影響力外溢明顯，不斷在各地製造恐怖襲擊。恐怖組織積極適應新環境要求，善於利用新技術和新手段。恐怖主義在全球範圍的猖獗活動，大大增加了國際安全形勢的不安全和不穩定性，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大公害，直接影響著我國的國際環境和國民的安全。
網絡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網絡安全問題已超出了技術安全、係統保護的範疇，發展成為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各個領域的綜合安全，涉及政府、企業、個人等各方的安全。英國議會的一項報告警告稱互聯網正成為暴力極端主義的最大滋生地。IS利用網絡在全球招攬支持者，給一些年青人洗腦，促使他們加入“聖戰”。2013年斯諾登揭露的“棱鏡門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一係列美國監聽醜聞，暴露了美國在網絡上擁有的絕對霸權。一些西方國家通過網絡信息戰嚴重威脅其他國家的政治安全。2015年美國以美聯邦人事管理局電腦係統被中國黑客侵入為由向中國發難，兩國隨後同意開展有關網絡安全的對話與合作。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網絡社交媒體起了很大作用，特朗普並沒有利用傳統的在選區布點的選舉策略，而是更多借助網絡。阿桑奇不遺餘力地爆料希拉裏的負麵信息，特別是在特朗普因對女性不當言論而遭批評時，維基解密網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到了希拉裏身上。美國的選舉警示人們要重視網絡對國家政治安全的影響。
總之，外部形勢的變化給我國的國家安全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我國麵臨的國際安全形勢趨於複雜化，但我國維護自身安全的能力和塑造國際局勢的能力也在增強，從總體上看，世界總體和平穩定的大局沒有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安全環境的新變化決定了我國國家安全麵臨的挑戰和威脅與以往大不相同，要求全麵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水平。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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